是难得的研究童年文化的学术论著,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
发布时间:2020-04-10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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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著作,其内容固有的专业性通常决定了它的读者的小众性。有些学术成果,即便是对于专业程度非常精深的小众读者而言,其阅读的可持续性也是存疑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在表达上缺乏诗意因而难以激动读者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恰恰在这个方面, 《发现童年》有值得专业人士借鉴的突出表现。例如,一般学术著作的序言,通常被作者写成了学术研究现状的梳理,或者是本人学术成果的总结报告,学术固然学术了,但趣味也就丧失了,而《发现童年》的序言却从回忆自己“好玩又有趣”的童年开始,到小学、大学、研究生,直至踏上童书出版和学术研究之路,在颇富时代感和独特性的人生经历的讲述中自然而然地展开了独特学术经历的讲述,又在独特学术经历的讲述中不露痕迹地系统展示了自己鲜明的学术主张。读者在阅读这样的学术著作序言的时候,一定难以觉察到这是一篇学术著作的序言,但看过之后,一切能够在其他以学术性见长的序言中可以获得的精神滋养,在这里一样都不会少。书中收录的各个时期的论文,在诗意表达上同样可圈可点。例如《童心:儿童文学的永恒话题》 ,顾名思义,是一篇非常专业的学术论文,但作者在文章第三和第四部分却通过对传奇出版人张秋林出版成就的夹叙夹议,为“出版家”一词提出了形象化的定义,让读者感到信服。学术著作的学术性,并非只能体现在艰深的专业术语的大量使用上,同样也可以体现在帮助读者理解其中的重要概念上。 《发现童年》在这方面用心甚深,效果甚好。我想,这是作者丰富的诗心和童心使然。

严谨、细致如方卫平教授、赵霞博士,他们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匠人”,他们始终保持着勤奋自觉,不为世俗、名利、喧嚣浮躁所动的“匠心”。正是因为这样的“匠人匠心”,我们看到了中国儿童文学更为丰富、细密,走向经典、走向世界的艺术可能。那不是一种虚幻的追逐,而是一种不忘初心、脚踏实地的“中国想象”。

由此,论著彰显出“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论”框架下四个层面的理论贡献。首先,以世界儿童文学为坐标,探究并确立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学“文化场”中的身份感和价值定位。论著将中国儿童文学置于世界儿童文学的艺术流程和整体框架下考察探究、比照论述,显示了宏阔的研究视野、清醒的文学自省、高度的理论自信。在著者看来,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的艺术比较不仅关涉到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学“文化场”中自我身份感、存在感的确认,更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经典的国际化”的一种文化考量。其次,从跨学科的文化视角,揭示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诸多症结所在,并以“想象”的方式勾画未来愿景、构建审美路径。论著不仅提供了新世纪儿童文学面向未来的“中国想象”,更探讨了新机遇、新挑战背景下,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融入并借力世界经典儿童文学的“中国路径”与“中国方案”。此外,通过强化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为儿童文学艺术创新引路,为儿童文学批评建设助力。论著融“童年文化研究”与“儿童文学研究”为一炉,从文学根脉和互动影响层面赋予儿童文学现象研究和作品分析以审美广度和思维深度,标示了一种锐敏而纯粹的儿童文学批评范式。论著中,凡论及作家、作品,论者多结合其背后地域文化、童年文化、消费文化、媒介文化等复合性社会文化之影响展开。曹文轩“油麻地童年书写”之于苏北水乡文化,彭学军少女成长小说之于湘西凤凰文化,王勇英“弄泥系列”乡土小说之于广西“大车”客家文化……以及当代商业文化之于“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童年时间意识之于《格子的时光书》、战争童年文化之于《少年的荣耀》,等等。以上论述中,文化的指向性与童年的意向性既是论者文学批评的理论前提,又是文本聚焦的切入点。而在这样的品析中,困扰并弥散于当代儿童文学中的诸多问题逐一浮出了水面。最后,历时性研究和即时性研究相融通,凸显了“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论”的整体性和纵深感,为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学术研究增添了优秀范例。论著在俯瞰并爬梳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艺术流程时,不论“面”上的波澜,还是“点”上的气韵,都显出由内而外的统合感、辩证性,论述言微旨宏、环环相扣。比如,在论及刘海栖《扁镇的秘密》系列童话时,著者既从“童话创新”的层面肯定观念“平台”和“文化场”之于童话创新的意义,也毫不回避其“后现代狂欢”背后因文化语境错位而招致的意义困境。

一是他指出,“研究者们往往重具体评论,而轻基础理论的建设”;二是他指出,“与成人文学研究相比,儿童文学研究最根本的不同点,或者说儿童文学研究的理论个性就在于:它的一切发生都是由特定的读者而决定的”;三是他指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目前已经或正在走出它的低谷期,这是我国几代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尤其需要有一种整体意识,需要有一种全局观念。这不仅仅是指具体的操作,更是指一种方法论”。

全书视野开阔,资料翔实,新见迭出,是难得的研究童年文化的学术论著,无论是对出版行业的管理者、儿童文学领域的研究者,还是对一线编辑及儿童文学的爱好者都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

人生如白驹过隙, 30年在其中占有很长的一段。以这样一个长段从事于一项专业研究,我们在赞赏其一贯坚持的可观毅力的同时,不免对其在不同时期的学术成果是否因循守旧抱有疑问。尤其是考虑到作者并非职业学者,同时有繁重的经营管理任务,我们的这种疑虑就更重了。但是证诸《发现童年》中不同年份的学术文本,我们的这一疑虑顿时可以烟消云散。书中值得加以特别重视的有这样几篇论文: 《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 《 “儿童文学消费学”简论》 《幼者本位: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起点》 《警惕儿童文学“系列化”两种倾向》和《中国儿童文学的新高度——从第十届全国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说起》 。在这几篇文章中,作者或与人商榷,或分析创作和出版实践,或以顶级文学奖项为对象,有时甚至对学界泰斗和恩师的权威结论也不盲从,提出了“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儿童文学消费学”“幼者本位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起点”“儿童文学‘系列化’倾向值得警惕”等在当时显然属于首次、在当下仍然不为过时的学术主张和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正确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发现童年》的学术价值是非常突出的。

在编校的过程中,我们还配合作家查证核实文中引用的相关名词和历史事实。如书稿中多次提到法国史学家菲利帕·艾里耶的《童年的世纪》,经核实,全书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本的书名,统一写为《儿童的世纪》。又如原稿中提到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现在称为“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经与作者商讨,为尊重写作时的历史原貌,也为避免破坏全书写作的历史脉络,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混淆和错乱之感,特保留原有名称不变。

明晰的研究理路。在研究思路上,论著具有鲜明的“文化导向”。在当今世界儿童文学学术研究中,从“文化”视角探究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议题,已成为新的研究范式。基于此,不仅“童年观和与此相关的童年文化,对一个时代儿童文学的艺术面貌及其文类发展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与制衡的作用”,而且,“消费文化中儿童阅读趣味的塑造和童年文化消费的兴起,推动着当下儿童文学的市场化进程,进而影响和塑造着消费时代儿童文学的艺术新貌”,更有甚者,“媒介文化则从创作空间、传播载体和创作与接受层面等多个层面影响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使之成为新世纪儿童文学可以依凭的文化力量”。

整体考察孙建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成可以发现,孙建江是一个彻底透明的“儿童本位”理念的坚守者,他将本位意识贯彻实践在其儿童文学活动的任一环节中。基于这样一个本质的“站位”,奠定了其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向度的“内倾性”,即他观照阐释问题的理路总是突破外围,努力“往里走”,进入对象“内部”去探究触摸其肌理结构与实在的内容,这使得他的理论发现与阐述具有了极强的原发性与创新性,由此也开拓出了属于自身的儿童文学艺术活动空间,这也是他各项儿童文学事业所以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在国内,集三十余年儿童文学研究和三十余年童书出版从业经历于一身的作者屈指可数。本书着重探讨的是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及彼此间的关系,涉及作家/创作、编辑/出版、营销/传播、阅读/体验等多个维度。作者试图对童年文化的内在肌理和奥秘进行深入的解读、剖析和探究。该书所论问题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既有学术深度,又具有针对性和实际指导意义。有对创作和出版现象、地域特征、共性问题、生成机制、发展模式等的宏观探究,也有对重要作家、重要选题及作品等的个案分析。全书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当下的儿童文学热和童书出版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术阐释。

《发现童年》是一部集中体现了史学视野、诗意表达和创新品格的儿童文学学术研究专著。这样的学术著作,也有助于开阔研究者的史学视野,丰富其诗意表达,提升其创意品格。愿更多的读者从中获得有益的学术滋养。

当然,作为理论研究者的作者本身,对理论与批评也有着清醒甚至是严苛的认识。与飞速发展、急剧变化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形态相比较,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评价标准研究略显滞后。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理论,亟待一次系统的、对当代问题和当代面貌的回应与探讨,以具客观性、规律性的理论视角发挥理论引导功能,引领儿童文学创作的未来发展走向。因而,作者在整个“批评与展望”章节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尽可能地进行了尝试和努力。当儿童文学的写作出现文化缺失、成长体验错位等问题时,作者抽丝剥茧,打桩立柱,提醒儿童文学创作者必须坚守责任与使命,永葆一份纯粹、美好而有力量的童年精神,才能朝着新的进展和突破前行。这也暗含着作者对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二者之间交互性和思辨性的期待。高水平的儿童文学理论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提供参考、指导,以及更足的艺术底气;与此同时,高质量的儿童文学作品也提升了儿童文学研究对象的层次,使其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发出理论声音,拥有更稳的理论底气。

综上所述,方卫平、赵霞所著《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论》将新时期儿童文学艺术回溯、新世纪儿童文学现实探析与儿童文学未来“想象”熔于一炉,既是高屋建瓴的童年文化思潮概览,也是探察幽微的儿童文学现象透视,还是洞见迭出的作家作品评析。其所透视出的文化思考和美学建构不仅预示了中国童年文化立足当下的“中国想象”,更昭示了儿童文学面向未来的“中国路径”和“中国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论”无论对于转型期的当代童年生活、童年文化,还是之于新世纪“热浪滚滚”的原创儿童文学,都具有建设性意义。

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界最早提出、关注、系统研究儿童文学“游戏精神”的人首推班马,作为“志同道合”者,孙建江也是积极推动此一理念的重要人物。1991年他以“游戏精神”为题的文章,虽然不长,但已经很精准地把握了“游戏精神”之于儿童文学的核心价值。新时期是当代儿童文学基础理论在各个面向被逐步填补空白的重要时期。八九十年代是这一代理论批评工作者理论感觉与理论状态最为敏感、活跃的特殊时期,他们在其时生成的理论对话场域与提出的理论建设思路一定程度上说至今都再没有被超越。1990年,方卫平、班马、孙建江三人关于儿童文学学科建设与理论发展有过一次对话,三人的言论涉及到相当丰富的基础问题框架,都发表了很精辟的见解。在这次对话中,有几个孙建江提出的观点颇值得注意,尤其放在其个人学术发展史的过程中去看。

文学理论家、童书出版人孙建江35万字论著《童年的文化密码》近日由明天出版社出版。此为作者童年文化“三部曲”研究之第三部。前两部为《童年的文化坐标》(2006)《童年的文化力量》(2013)。三部论著,十年付出。可谓“十年磨一剑”。

一个人,三十多年如一日,专注于一个学科的研究,其对学术的热爱毫无疑问令人感动,其学术成功也必然不同凡响。韩进新著《发现童年——三十年儿童文学评论选》 ,从1986年对中国儿童文学产生问题的研究开始,到2017年对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的总体研究结束,显示了作者立于高效阅读、深入思考和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广阔史学视野、动人诗学表达和鲜明创新品格,是儿童文学创作、评论和出版研究领域值得予以特别关注的重要学术成果。

对研究者来说,比眼光更重要的是品格。我们常说,“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是想说春风有包容接纳万物的博大情怀,文辞笔墨如秋水一般,不沾染半点世俗尘埃。尽管是学术专著,方卫平和赵霞也写出了理论研究者认真、融洽、勤奋、自觉的品格和性情。

敏锐的问题意识。文学研究中,凡理论建树大都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或“向疑而生,问题导向”的结果。《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以当下中国儿童文学艺术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为导向,通过全面的问题呈现,体现了“艺术发展论”的现实感、前瞻性和建构性。语言问题、故事性问题、长篇结构问题、“系列化”写作与出版问题、文学观念问题、艺术性问题、技术性问题、新世纪儿童文学的文化问题、童年美学问题、中国儿童文学的“本土化”问题、中国儿童文学如何“走出去”与“国际化进程”问题、中国式童年“艺术书写”问题、“新写实”问题,以及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历史逻辑与未来走向问题、原创儿童文学的本土出路与世界命运问题,等等。上述种种问题在清晰勾勒出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姹紫嫣红”盛世景观背后苍凉侧影的同时,也以其系统而精当的审美分析与理论判断彰显着著者深刻的艺术洞察力和清醒的批评良知。不仅如此,论者还借助对“艺术本体”和“文化动因”的阐释与想象,为原创儿童文学在新世纪的艺术发展提供了思维启迪,勾画出审美愿景。

1995年,孙建江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作为学界第一部以“二十世纪”为题的儿童文学研究专著,孙建江对此选题的把握体现出了相当的学术思想与体系建构能力。著作研究历史但不是对史的描述,立意在“导论”。“导”意为引导、牵领,但亦有疏通、通达,或开导、启发之意,所有这些意旨都要求“导者”自己能“超高、拔出”,立于史实之上,以“论”显出自身对研究对象的深度认知与思想穿透。

近些年,童书市场一直凯歌高奏,日益壮大的读者队伍造就了日益繁荣的出版生态,儿童文学作家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日益上升,儿童文学研究因此日益显示出当下性、即时性和短视性的特征,其极端表现之一就是该学科的学术研究缺乏应有的广度。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观察《发现童年》 ,其广阔的史学视野就会给读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该书对儿童文学的研究,从长时段来说,时间跨度是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从短时段来说是肇始于“五四”的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历史。从1986年到2017年,是中国儿童文学飞速发展的30年,我国儿童文学经历了从有到强、从强到优、从偏重于一国之内到自信地走出国门的划时代的转变,全书以这30年的创作、出版和学术现象为考察对象,本身就彰显了广阔的史学视野。在本书开篇之作《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一文中,作者从中国古代儿童基本人权遭到剥夺、晚清时期启蒙运动助力“发现儿童”到“五四”时期出现一批专门为儿童创作的作家等纲领性现象出发,思路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的理论事实。在2002年发表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一文中,作者考察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史后指出,中国学人先是从达尔文的进化论里发现了作为“自然人”的儿童在人类进化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意义,继而在近代资产阶级民权论中发现了作为“社会人”的儿童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进而在现代儿童教育观念的传播中接受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育观,又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发现了作为“精神人”的儿童应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最后再次强调了“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的学术主张,思路清晰,论证严密,堪称不易之论。书中的其他多篇论文,如《新儿童文学的新实践》 《安徒生童话在中国一百年》 《幼者本位: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起点》 《 〈新青年〉 :中国儿童文学的摇篮》等,论题虽多为具体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现象,但无一不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展开。史学视野的广阔,成就了本书独特的学术价值。

除了作者方卫平、赵霞所奉献的文字本身的重量,作为编辑,我也从中看到来自不同行业、拥有不同身份的壮观的关注者队伍。我们无需太害怕这个时代的力量,虽然有时候它喧嚣、嘈杂,但真理、常识和洞见,总在“复行数十步”的地方,让人豁然开朗。

作为完整的“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论”,论著的“艺术轨迹”部分无疑是全书的核心。在针对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轨迹的细致梳理中,无论对商业化时代“童年形塑的话语变迁”所内含的儿童文学艺术革新气象的肯定,还是对于校园儿童小说童年美学的思考,甚或对童话语体创新及伦理限度的审美考量,论著都显示了许多独到的艺术发现与思维洞见。比如,在对当代儿童文学中典型的都市和乡土儿童形象的对比分析之后,论者指出:“富于商业文化气息的童年形象”市场畅销的根源在于儿童生存状况现实变化和儿童自我形象想象期待的双重迎合,“这是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童年美学的一次积极和意义重大的解放”。与新世纪初儿童文学批评界对杨红樱童书文学质量的自发质疑不同,论者站位于商业文化立场,在指出杨红樱童书创作与商业文化深层关联基础上,既肯定“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之于儿童文学童年美学当代拓展的显著意义,同时也指出其价值取向层面的“庸俗性”与朝向童年“文化献媚”的媚俗倾向……类似的审美发现和批评洞见还闪烁在论者对《青铜葵花》、《格子的时光书》、《腰门》、《你是我的宝贝》、《有风掠过》、《少年的荣耀》、《地下室里的猫》、“弄泥系列”等多部儿童小说的文本细读和审美分析中。这些作品分析既体示批评良知,又富含批评真义,已然成为论著中最引人瞩目的亮色所在。

孙建江较早的写于1983年的一篇论文《严文井童话的运动美》,选题即已体现出强烈的儿童本位意识,以此他确立了自身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科学”的逻辑起点,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问题领域。此后,围绕着对“运动”立体概念的阐述思考,孙建江的基础理论建构逐步深入开来。1985年他研究罗·达尔的童话《奇异的巧克力工厂》,对文本“现实的世界与幻想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敏锐感知,使他捕捉到儿童文学中一个更富理论召唤力的研究课题——“空间”。以西方美学、哲学、文艺理论、思维科学,中国古代文论,西方儿童心理学,中国现代以来的儿童文学理论为资源,他完成了填补学术空白的著作《童话艺术空间论》。该书突破学界认识童话的固定思维模式,引入了崭新的理论视点、丰富的学理资源、新颖的文本个案,自立框架,自设命题,多角度多层次探讨了童话艺术空间的来历、构成、与儿童读者心理机制的呼应、功能网络等议题。

领悟:先锋意识和具有指导性的洞见构成核心价值

宏阔的思维视野。论述对象的时间跨度上,以新世纪十多年为时间坐标探寻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历史、展望中国儿童文学艺术未来,同时兼顾整个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论述对象的覆盖范围上,以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和发展为主,兼顾世界儿童文学的当代背景。前者表明,新世纪儿童文学不是孤立概念,而是整个新时期以来原创儿童文学艺术进程的一部分。这一时间界定让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新世纪10年这40年当代儿童文学艺术接力和审美转型过程,不仅映现了新时期儿童文学艺术理想的某种落实,而且也客观展示了新世纪儿童文学“繁华”背后日益凸显的生存语境与艺术表现问题。

除了对童话这一文体展开具体研究,孙建江还对“寓言”这一文体“情有独钟”。他是个寓言作家,他的寓言集《美食家狩猎》荣获过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上个世纪80年代初,除了创作寓言,孙建江还写过很多关于寓言的理论文字,如“寓言的概括性”“寓言的教训性”“寓言的幻想”“寓言的比喻”“寓言的故事性”“寓言与童话的区别”等。

正如方卫平、赵霞在引论中所说,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正在展现它完全不同以往的气息和面貌,而这种气息和面貌,将深刻影响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走向。辨清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就不能不认真思考相关的童年观与童年精神问题。基于这种思考,该书试图从近十余年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文化环境与文学艺术的演进中,梳理、揭示和思考新世纪儿童文学在总体文化语境、自我艺术突破以及理论批评三个层面所面临的具有鲜明当代性的发展课题。

中编“艺术轨迹”,则进入了对原创儿童文学审美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论述中,作者首先回顾了新时期以来原创儿童文学的艺术探求轨迹,并在梳理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进程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儿童小说、童话、图画书等核心文类,具体描述、呈现其当代艺术进程,并在文本解读和艺术分析的框架下探讨其审美倾向、形象内涵、文本结构、艺术表达等诸多层面的创作问题。与此同时,在针对这些问题的艺术考察中,对于作为一个文类的儿童文学及其各个文体的当下艺术症结和未来走向展开“想象”式探究。实际上,在这部分内容中,著者除了总体现状的描述外,更关注那些曾引发人们讨论和争鸣的文学现象、艺术问题,在结合相关代表性作品的分析中,表达了关于新世纪儿童文学艺术状况与问题的深入思考。

新时期以来,作为一名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孙建江一直努力在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上开垦着一个又一个的理论空白点;作为一名在浙江少儿社工作的编辑,他潜心琢磨研究的则是一个又一个“原创选题”的开发。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出身进入少儿出版领域,在童书出版的文化行为中实践自己的理论观念,出版视界的逐步开阔不断反哺其理论的路径与方法,建构更为开放包容的童年文化价值观,这是孙建江在30多年的研究与从业经历中形成的独特“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