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广大的读者对这个园地越来越重视新葡萄京app下载,非虚构的儿童文学恰恰是儿童所需要阅
发布时间:2020-04-16 13:49

论坛决定,将在201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在美国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共同举办“第四届中美儿童文学论坛”。

华裔美国籍儿童文学研究者陈诗雯和刘馨雯的论文《“乖”的跨国界翻译:探讨郭珍芳〈中国女孩耶鲁梦〉中的“好”孩子概念》探讨了“乖”这一规范中国儿童行为的最重要的文化概念在美国语境中如何被重新阐释,试图探究“乖”这一文化概念是如何完成了跨国界翻译并被重新定义的。从概念上讲,作者倾向于将“乖”定义为一种具有矛盾性的文化逻辑,以解释这种对于儿童行为典型的中国式解读,如何能转化为一种适应于美国竞争性社会环境的新型行为模式。德州农工大学的安妮·莫雷的论文《多丽丝·夏尔顿·斯蒂尔〈苏在西藏〉中的多重跨界》选取了世界主义的文化立场,对1942年出版、由美国传教士之女多丽丝·夏尔顿·斯蒂尔的长篇小说《苏在西藏》的个案解读。作者认为,小说中包含了多重跨界。其中最有趣的跨界存在于青年与成年、女性与男性之间。暨南大学尤呈呈与和瑶瑶的论文《无家可归的儿童:全球化下中国儿童文学的新现实和新表现》以中国城乡迁徙和全球化现象为社会背景,以曹文轩的成长系列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留守儿童为何成为无家可归的儿童,旨在展示当今中国家庭形象的多面性并将这些儿童生活的描写与城乡迁移、身份和主体性问题联系起来。

记 者:我注意到,近年来您多次提到关于图画书的相关问题。在当下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图画书的主体是引进外国作品,原创的图画书缺乏市场竞争力。您认为,应该如何提高原创图画书的整体水平?

合肥师范学院副教授涂明求对比了两部作品。一部是英国作家巴兰坦发表于1857年的小说《珊瑚岛》。这是一个荒岛故事,讲的是拉尔夫、杰克、彼得金三少年因船只失事,漂流到大洋中的一个珊瑚岛上。该岛风光旖旎生态奇特,一开始很令孩子们着迷,但不久他们就发现了岛上的“恶”——食人者的暴行。三少年见义勇为,向受害者巧施援手,最后还觅得良机,踏上还乡之旅。另一部作品是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发表于1954年的小说《蝇王》,这同样是一个荒岛故事,其情节乃至主角乍看都跟《珊瑚岛》惊人相似——实则这正是戈尔丁有意为之,目的就是促使读者同《珊瑚岛》两相比照,对人性中鲜被省察的部分加以痛切反思。故事说的是,一群孩子因坠机事件受困于一个四面汪洋的孤岛,一开始,他们尚能和睦相处、齐心协力,共同应付眼前的困难,但是到后来,出于对想象中可怕“野兽”的莫名恐惧,这些孩子渐渐分裂成以拉尔夫和杰克分别为领袖的对立的两派。与《珊瑚岛》中那团结互助的同名好友迥乎不同的是,《蝇王》中的拉尔夫和杰克,前者代表着文明与理性,后者则代表恶、野蛮、兽性。这两派孩子展开了残酷争斗,直至最后互相残杀。

我期待着读到中国风格的、中国评述方法的、中国自己创建的新概念、新理论、新语汇,读得懂、喜欢读、用得上的理论批评。

近年来,由于儿童文学所具有的跨学科属性,儿童文学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学科的关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聂珍钊发表的论文是《儿童文学的教诲功能》,虽然同是论述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但与以往儿童文学界的学者讨论问题的视角和方法有明显不同。聂珍钊认为,儿童的出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自然选择只是赋予了儿童以人的形式,但是不能赋予儿童以人的本质。科学发现在猴群或狼群中生活的儿童,由于没有得到伦理教诲,尽管也保持有人的外形,却没有获得人的本质,即人的道德性。这说明,儿童出生后需要经过道德的教诲才能完成从兽到人的转化过程,只有经过教诲,才能在道德上逐渐完善。童话、童谣、儿歌等为儿童写作的文学,其目的就是为了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诲,通过教诲帮助儿童成长。

在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置身于世界性视野的背景下,本次论坛在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展开了多层面的跨文化对话,既有助于深化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再认识,也有助于促进世界儿童文学研究的交流和碰撞。

朱自强:原创图画书刚刚兴起,我认为,图画书评论界发挥的作用很重要。图画书研究者、评论者的鉴赏能力也有一个需要提高的问题。从目前的某些图画书评奖包括评论中所体现的图画书艺术评价标准来看,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在常青看来,低年级段儿童文学阅读指导重点是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在培养学生的儿童文学阅读兴趣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文学阅读的习惯。这个年级段儿童文学阅读指导方式主要是:大声朗读、分角色朗读、建立读书角、参观书店、儿童剧表演、故事接龙、长篇故事连播等。

我期待着对文学创作的新气象、新发展、新门类给予特殊的关注,比如“图画书”,我们需要一些扎扎实实的理论建设,从概念(例如是叫“绘本”,还是叫“图画书”呢?)到创作方法(例如文图结合方式)以及提高这个图书门类创作水平的方法。

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玛丽琳·奥尔森的论文《陈志勇〈夏天的规则〉的认知和认知分布理论研究》运用叙事的认知理论,探究意义建构(meaning making)是怎样在绘本这种艺术形式上进行运作的。奥尔森介绍了马克·特纳关于“双域认知故事”的文章中的假设:人类有一种基本的能力,可以同时激活两种相矛盾的心智结构,并将这两种结构创造性地组合成一个新故事。奥尔森将这一假设运用于《夏天的规则》的解读,指出这个故事要求读者在按照两兄弟夏日活动顺序来阅读的同时,还要通过忆及我们的亲身经历来理解这些活动。然而,文本之于图画的关系才是理解的初始点。奥尔森还在论文中写道:“‘思维’能力不仅仅存在于大脑内部,并且扩展到身体的其他部位或者一些诸如技术设备、笔和纸之类的东西上,据说这些可以促进我们的思维过程。”这样的观点让我们想到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尼尔·波兹曼的“媒介即认识论”等相关理论,对于理解绘本这种独特地运用媒介的艺术形式具有帮助。

对文本世界起着类似“门槛”作用的副文本,作为世界儿童文学研究的新现象,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在论坛第二单元,加拿大儿童文学研究者蔚房淑在题为“名人时代下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营销”的发言中,提请人们关注曹文轩长篇小说《青铜葵花》英译本中的作家照片这一副文本形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杜夕如在论文《迪士尼DVD版的中国故事:〈宝葫芦的秘密〉中美版副文本比较》中,选取亨利·詹金斯跨媒体叙事的批评范式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三维动画/真人电影《宝葫芦的秘密》中国版DVD(2007)和美国版DVD(2009)的副文本——电影《宝葫芦的秘密》的预告片、海报、封面、片头字幕、电影衍生产品进行比较研究,认为电影DVD的副文本为文学原著创造出新的诠释、内涵和意义,并且在跨国界和跨媒体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学作品与电影的更广泛接受。贺耐娴的论文《冥想、图画书以及全球文化流动下的“和平小猪”》将中国佛教中的“冥想”作为儿童文学的研究方法之一种,通过对图画书《和平小猪》不同版本的对比,探讨了不同文化下背景对冥想与儿童之间关系的不同呈现方式。

朱自强:当下的语文教育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谓一言难尽。不过,首要问题是要树立健全而有效的语文观、文章观。目前,被普遍奉行的是“工具论”语文观,语文教学的许多“少慢差费”的情况,其实与“工具论”语文观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在《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一书中,反思“工具论”语文观的局限,在其对立面上,提出了“建构论”语文观。我所谓的“建构论”语文观,不是像“工具论”语文观那样,只是把语言看作“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是把语言看作是人类心智世界的建构物、创造物。“建构论”语文观对语言的功能有着更为全面、完整的认识,认为语言在实践过程中,发挥着传达信息、认识世界、表现心灵这三个功能。持着“建构论”语文观,我认为,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使学习者获得用语言建构、创造意义,进而发展健全心智世界的能力,获得用语言来传达信息、认识世界、表现心灵的能力。语文教育就是通过对具有建构性、创造性的语言的学习,发展学生个人心智的一种教育,培养的是具有创造性的人。

由此,徐妍提出,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评价的核心内涵应是“审美本质”。“可以说,儿童文学的审美本质,对于儿童文学的童趣、故事和文本,具有准宗教般的神圣位置。离开了审美本质,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文学研究批评便成了沙雕,当各种时尚的潮水漫溢过来时,将一无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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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研究:美国学者的理论眼光

文本与副文本的跨文化对话

记 者:如果说创作和批评是文学的两翼,那么您可以说是两翼齐飞。在从事评论和学术研究的同时,您还推出了《会说话的手》《花田小学的属鼠班》等原创作品。有人认为理论批评的理性思维与创作所要求的自由、想象力之间存在某种矛盾,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不难看出,两部小说虽然都写了“恶”,但在审美取向上却大相径庭:前者底色更单纯、明亮、乐观,显然是“以善为美”;后者却复杂、阴郁、悲观,是“以真为美”。“由此我们也就不难判定:前者是儿童文学,后者却不是。”涂明求表示,的确,戈尔丁小说的主角虽然是儿童,但实际上他只是借孩子来探讨他所关注的人性恶,因而是不折不扣地写给成人看的成人文学。从没有哪本文学教科书或理论专著把《蝇王》划为儿童文学,就是明证。此书的确够锐利深刻,甚至长期以来被视为“人性本恶”观念最为出色的一个寓言式表达,但却不是写给儿童看的,尤其不适合低幼儿童阅读。

第四,儿童文学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儿童文学的一切特点,皆是因其受众对象少年儿童的特点,诸如年龄特点、心理特点、社会化特点而引起的。因而儿童文学研究,既要“身在此山中”,又要“跳出圈子外”,借用多学科的知识与资源,特别是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传播学等,进行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这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是否真正懂得“儿童文学为何物”的理论素养。1924年,赵景深主编的我国第一本儿童文学论文集《童话评论》,将所选论文分为三大“跨学科”板块:一是民俗学上的研究,二是教育学上的研究,三是文学上的研究。1932年,周作人在为其出版的《儿童文学小论》一书的自序中深有感触地写道:“要研究讨论儿童文学的问题,必须关于人类学民俗学儿童学等有相当的修养。”接着又写:“根据人类学派的学说来看神话的意义,根据儿童心理学来讲童话的应用,这个方向总是不错的。”两人的这些见解与做法,实在是高明,可惜我们今天的儿童文学研究界对跨学科研究还是“不甚了了”。

朱自强的论文《西方影响与本土实践——论中国“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的主体性问题》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在借鉴西方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不是造成了自身主体性的迷失,而是促成了主体性价值的实现。五四时期,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是受西方影响下发生的,但是在本土实践的过程中,“儿童本位”理论是具有主体性的,这种主体性的最大特质就是面对“三纲主义”这一传统所进行的思想革命。改革开放以来,对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的评价出现了两种立场:有些学者修正了此前的全盘否定论,但依然认为,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是需要抛弃的儿童文学观;还有一些学者则主张继承周作人的“儿童本位”的思想,继续将“思想革命”当作当代的题中之义。对此,论文提出了明确的结论,“儿童本位”论是历史的真理。“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依然拥有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性和力量”。朱自强强调,在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这一问题上,“我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或曰国粹主义这两个立场一并反对,正因为如亨廷顿所说,冷战后全球的主要矛盾是‘文明的冲突’,才更要主张两者的对话、交流。”

2018年6月14日至6月16日,由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寇岑儿童图书馆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共同举办了“第二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暨第四届中美儿童文学论坛”。来自中国的朱自强、陈世明、李利芳、徐妍、徐德荣、郑伟、聂爱萍、王晶、齐童巍、周俊男,美国的克劳迪娅纳尔逊、马克·阿伦森、贝特西·伯德、贺耐娴、杜夕如、卡米拉·索利亚·特斯拉、安吉拉·索尔比,陈诗雯、刘馨雯、安妮·莫雷、黛博拉·史蒂文森,英国的汪海岚,加拿大的蔚房淑、西班牙的克里斯提娜·阿加利亚,新西兰的白莉民等50余位儿童文学研究者参加论坛。

第一点,对图画书的创作而言,必须重视创意性。我感到,目前的某些图画书评奖中包括评论中所体现的图画书艺术评价标准,对创意性是有所忽视的。

资本经济与文化产业背景下的儿童文学评论,正逐渐从过去学院化、游离于大众的状态走入更为广阔的话语场,对儿童文学的创作热情与言说热情都不再仅仅是儿童文学“圈子”内的事情。同时,市场化也将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推向文化属性与商品属性、教育属性与娱乐属性的艰难博弈。面对这种文学乱象,出版人、大众读者都将理论引导的期待寄托在评论家身上。“但遗憾的是,当下儿童文学批评要么世俗化,有意无意地充当了新书宣传的推手;要么精英化,决绝于市场而走向书斋。”太原学院教授崔昕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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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突出了对绘本艺术的关注和研究。绍兴文理学院的王黎君的论文《论本土图画书的中国美术元素》通过结合作品分析所进行的细密的论证和阐释,提出本土图画书的创制中对于中国美术元素的借鉴是常见的艺术策略。写意和工笔的中国画技法的吸纳,年画、剪纸等民间美术形式的使用等等,都为本土图画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形式和表现语言。

儿童文学的翻译、转换与文化代理人

在《会说话的手》中,情感、想象与理念结合的最有力的一个例子是结尾的画面:小狗虎头用手对“我”说,“抱抱我”。梅子涵教授曾说,因为有这一情景设定,《会说话的手》“大”了起来。我理解他所说的“大”是“厚重”的意思。我在我校的行远书院所上的核心通识课《大学之道》,有一讲是“人与环境”,就涉及到人与自然沟通的思想。我也知道在儿童的成长中,小动物的陪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仅靠这些“观念”未必能生出“虎头也会用手说话”这一创意。就在我写《会说话的手》的前几个月,我儿子捡回来一只三个月大的流浪猫,我们给它取名叫克洛伊。那时,克洛伊每天在我怀里,我用“手”爱抚它,它会扬起脸回头看着我,像小羊一样,“咩”的叫一声,我感到就像叫“妈妈”一样。克洛伊要我陪它玩儿,或是要我给它拿好吃的,也会走到在电脑前正在写作的我的身边,站起来用左前爪搭住我的右手臂,我一转头看它,它就走开,意思是说,“来呀,来玩啊”。如果没有我与克洛伊这样用“手”进行交流和表达的情感生活,我很难想象我会凭空想出绘本中虎头用“手”说话的这一情节。

正当理论家、评论家和出版人还在为“少儿出版是否会迎来下一个黄金十年”而争论不休时,市场数据已经用手投票,少儿出版的下一个“黄金十年”似乎已经展露了它隐约的面貌——旺盛的市场需求,纷繁的创作和出版现象。

永远的期待

 

开幕式由普林斯顿寇岑图书馆陈敏捷博士主持。寇岑图书馆馆长安德烈·伊梅尔和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明泉分别致欢迎辞。论坛的主题为“跨文化儿童文学研究”,设为七个分论题:“儿童文学的评价、把关与批评”、“儿童文学与传媒的副文本解读”、“国际儿童文学与边界跨越研究”、“翻译、转换与文化代理人”、“国际儿童文学的比较解读”、“移民、移民价值观、新家园”、“视觉、交互与施事儿童”。与会学者围绕大会主题和上述议题,在儿童文学的现实与历史之间进行了跨文化研讨和对话。

我认为,中国的语文教育要想健康发展,必得离开“工具论”这条坑洼小路,走到“建构论”这条康庄大道上来。

如果说,在九十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前,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定义无论有多少差异,都是以“文学语境”为定义前提;则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对儿童文学评价标准的重塑,批评尺度的重建,对类型、通俗、幻想、图画书等新儿童文学写作形态如何评价,其中的哪些文本可纳入经典写作范畴的讨论,各方话语则始终烽烟四起、鏖战频频。

张之路

论坛第三单元为“理论与文本解读”。引人关注的是,发表论文的4位学者不仅都是美国学者,而且4篇论文不约而同地都采用了运用某种文学理论进行个案分析的研究路数,可谓有理论有实践。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如何翻译中国儿童文学成为一个新问题。论坛的第四场就对翻译等问题做了集中探讨。

记 者:多年前,您曾提出“快乐语文”的概念,并且主编过“快乐语文读本”,强调语文阅读的趣味性、艺术性和教育价值相结合。在当下,“趣味性”是目前语文教育的一大缺失。您认为当下语文教育还存在哪些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阅读推广的学术思考

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儿童文学有着快速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壮大了创作队伍,出版了更多优秀的图书,小读者和他们的家长、老师们重视儿童文学阅读,提高了阅读水平,在实现全民阅读,构建阅读社会方面,儿童文学给孩子们提供了比较丰厚的作品。伴随着儿童文学的大发展,“儿童文学评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让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广大的读者对这个园地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喜欢。

2016年6月4日至5日,由中国海洋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暨第三届中美儿童文学论坛”于青岛召开。中国的曹文轩、聂珍钊、朱自强、汤素兰,美国的克劳迪娅·纳尔逊、马克·韦斯特、凯伦·科茨,澳大利亚的约翰·史蒂芬斯,日本的三宅兴子等60余位学者出席了论坛。

世界儿童文学的评价尺度问题

朱自强:不论是此前还是今后的人生,儿童文学是命运给予我的最大馈赠。因为在学术研究、翻译和创作这三个领域从事着儿童文学事业,我不断实现着自我价值,有效地以儿童文学为方法,解决着自身的问题,思考着人类的根本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我所言说的儿童文学,对于我而言,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此前如此,今后亦如此。

关于儿童文学的种种争议,直指当前儿童文学生态环境,以及儿童文学批评现状,诸如儿童文学批评标准、批评尺度、批评难度、“文学”与“市场”纠缠不清等问题。兰州大学教授李利芳开出的药方是,应回归到儿童文学“价值体系”的建设。由此,儿童文学的研究者和评论者的新课题,应该立足于既有中外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基础上,突出价值思维与价值评价观念导向去建构一个理论系统,力图去解决“儿童文学究竟对谁有用、有什么用、用处有多大”等一系列涉及价值判断和评价的根本性问题。

我对《文艺报》儿童文学评论版,长期以来有一种期待感,期待着它对儿童文学创作发出新的声音、新的评价、新的呼唤,以及新的努力目标。我的期待感的满足,是因为从儿童文学评论版园地上,更加清晰地了解了儿童文学发展的轨迹和继续前行的目标,可以对比出自己在继续攀登高峰时,留下了怎样的足迹,还应当怎样付出自己的努力。对于儿童文学批评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体会。